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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
2017-06-14 21:35:31     (点击: )

中央苏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从时间来说,它占民主革命的四分之一;从内涵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从意义来说,它是新中国的最初雏形。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一片神奇土地,有极为深邃的历史价值和极其丰富的红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对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其红色资源尽管有相当高度的认识,但作深度的研究、开发、利用和宣传还是有限的。从新世纪开始,这个情况在不断改变。就我所知,仅在赣州市的所属地区,已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其历史价值进行再认识,作新的挖掘。2001年11月,围绕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开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这个主题,就如何科学的评价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探讨。2003年11月,就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报告和《反对本本主义》文献进行了再研究。一年前的2004年10月,还专门研讨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历史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苏区精神,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作深度研究的又一次重要努力。

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曾建立有13个苏区,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中央苏区只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近七分之一。苏区精神,毫无疑问,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就我个人言,尽管对13个苏区的情况略知一二,但不少地区没有去过,对许多地区缺乏深入研究,不敢冒昧地站在当年全苏区的立场来奢谈苏区精神。这些年来,我践行“走走党史”的理念,四“走”中央苏区,实地考察了赣州市的18个县(区)、吉安市的4个县(区)、抚州市的8个县(区),还有福建龙岩市的6个县(区)。来此开会前,我又走了属于福建三明市的5个县,这样,大体可以说,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和主要版图,我基本上作了一番体验,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这里我以这些年的实际考察为基础,立足于中央苏区,来谈对苏区精神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关于“兴国调查”问题,因为在2003年11月的寻乌研讨会上专门讲过“寻乌调查”,其中也论及“兴国调查”,这里就不再说了)。

一、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

10年土地革命战争,是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从党史学的视角言,过去我们很少对这段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研究。有一种看法,将这10年历史一分为二,认为遵义会议前是一个阶段,此后是一个阶段,但未见有这样的专门著述。对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发展阶段,尽管未在理论上作明确划分,但事实上已经出版了反映这段历史发展阶段的若干专著。这说明,这10年的历史是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的。我以为,这10年的历史不算短,在10年间,其主要矛盾和斗争内容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这10年的历史发展,就其斗争的形式和特点而言,还是有不小变化的,在一些主要区域显现出了比较明晰的阶段性。因此,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是必要的。

当然,在各个苏区即革命根据地,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斗争的情况不同,其阶段的划分可能不尽相同。如有红军长征的苏区和没有进行长征的苏区的历史发展就不会一样;就是有红军长征的几个苏区的历史发展也各有若干特点。因此,对这10年历史的阶段划分,不可能一刀切、简单化。能划者则划,不能划者不要硬划。这里,仅就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核心主体——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现的发展阶段问题。我以为,这一块是可以划的,且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显而易见。研究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助于深入认识土地革命10年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我看来,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为背景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井冈山时期。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先后率红四军和红五军下山,井冈山根据地主体部分失守,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随着毛、朱率红四军离去而转移了。这个阶段有1年另三四个月。

——中央苏区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1年半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二三月间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至鼎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主体部分随之丧失。这个时期有5年另10个月。

——中央红军长征时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和指挥军事行动,实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转折。经过千辛万苦,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红二、四方面军尽管在1年后才到达这里,实现三军大会师,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华侵略,党和红军的任务有所变化,因此这个阶段划到瓦窑堡会议召开以前,有1年多一点时间。

——瓦窑堡会议后的准备抗日时期。随着日本侵略者扩大对我华北的入侵,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调整党的路线和政策,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以后,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1年半多时间可视为实行革命内容转变、准备抗日的阶段。

对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也不必强求一律)。这里也不想去一一陈述为什么划分四个阶段的理由,而要着重说明将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不少讲党史的本子都是将中央苏区时期与井冈山时期混在一块来叙述的。的确,这两者有它的共同点和延续性,特别是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在那里,将中央苏区的历史作为它的自然延伸来讲,更能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伟大。在这一历史光环的普照下,中央苏区历史的一些曲曲折折也不那么凸显。这么叙述历史有它的好处,这样讲也不是不可以。但从深入研究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段历史的实际发展是不能完全混同的,各有其与那段历史相联系的具体特质。中央苏区时期近6年的历史也有其绚丽的光环,是应当单独凸显的。

在我看来,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有这么五点理由:

一是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有如前述,中央苏区时期比井冈山时期要长4年多。尽管两者是一前一后,后者与前者有延续关系,但以时间短的完全代表时间长的来讲这段历史,似不容易将其发展脉络讲清楚。

二是两者的活动地域不同。井冈山时期的活动区域就在井冈山地区,即赣、湘两省的“六县一山”,其鼎盛时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中央苏区时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赣南和闽西,还包括今属的抚州和吉安的若干县区。其鼎盛时的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两个区域都包括江西,但一个涵赣西诸县,一个涵赣南、赣中和赣东诸县。后者的地域比前者大得多,以小盖大,或以小带大,是很困难的。

三是两者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实践活动基础不同。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实现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它以实践斗争说明了中国革命重心应由城市向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由于时间短,许多光辉的思想理论还未完全展开,在这时还不能说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时间较长,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异常丰富,他的思想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则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丰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应当被遮盖在被一般人视为井冈山斗争这个开创时期之中。

四是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的变化情况不应当忽视。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有上级领导和中共中央的不正确指导,但那里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那一年多,基本上是贯彻执行他的思想主张,因而实践斗争的发展比较顺当,干扰因素比较少。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党中央“左”的错误逐渐得到全面推行,毛泽东负责的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他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不断遭受批判。这与在井冈山时期的情况大不一样。这一特点不应当被忽略。

五是两者所进行的战争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的兵力最多时达到1万人,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会剿”的兵力,最多时有3万多人,红军反“会剿”主要是游击战。在中央苏区前期,情况大体同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但到1930年秋开始的反“围剿”战争后,情况则很不一样了。国民党军不但是出动了嫡系主力部队,而且其数量之巨,由10万、20万、30万骤升至50万;红军的总兵力也一度达到12万多人。战争的主要形式变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乃至阵地战。对红军来说,打阵地战是错误的,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红军的实力。

根据以上几点,我以为,还是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为好。

二、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和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

上面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对这两段历史的异同加以比较而提出的。再从中央苏区本身来看,它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特殊的贡献。只有单独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立论,才能凸显它的特殊历史贡献。在前年给《中央苏区人物志》写的序言和去年在赣州召开的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我曾经讲过一些看法。这里对它进行再认识,重新论列八条。

第一,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基础的奠定,到建立、发展至鼎盛,再到最后丧失,横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民主革命的28年中,其时间占了四分之一,在空间上是异常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核心地区。

第二、中央苏区时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只是开端,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在中央苏区时期,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才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明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尽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后来概括起来的,但对这条道路探索的艰难困苦的实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第三,中央苏区时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发育成型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理论上也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处于开创阶段。它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后来被视为其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则主要在中央苏区时期才显雏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是个历史过程。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始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苏区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祥地。

第四,中央苏区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家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大革命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党虽然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虽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不能娴熟地运用革命领导艺术;在革命斗争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聚集在这里,并逐渐凝聚起来。遵义会议前,这方面的力量在党内不是主流,不少时候还屡遭“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打击。但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辛历程证明,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革命根据地就发展壮大,革命形势就朝有利于党的方向发展;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革命就遭到挫折,战争形势就发生逆转。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使全党、首先是中央苏区的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积极拥护毛泽东,从而为在长征开始后的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此后,逐渐形成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经历过中央苏区的血与火的洗礼。

第五,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在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以后,为了壮大党和革命的力量,不能不将大量贫苦农民出身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难免对党和红军产生消极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等,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建设,坚决地同涣散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注重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队伍仍然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为在艰苦的农村和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时期,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还努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七大所概括的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三大作风”,主要渊源于这个时期的光辉实践。

第六,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积累治国经验和锻炼执政能力的时期。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随着各地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创建,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根据地革命斗争,也为了建立一个与南京反动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权,有如前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有“左”的错误,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毕竟是长期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局部地区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主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首次预演。即使是短短几年的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第七,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艰苦卓绝的锻炼,为建设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积累经验的时期。此前,党虽然建立了人民军队,但人民军队的建设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时的工农红军既是开展土地革命的先锋队,也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柱石。从古田会议决议始,红军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此后,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逐渐展开。关于红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以及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等,已初步明确。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红军虽然付出惨重的牺牲,但练就了敢打硬仗、久拖不垮的优秀素质和作战本领,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也积累了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科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八,中央苏区时期是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的时期。据有的材料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的领导骨干力量。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都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此外,有130多人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在“文革”前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588位将军,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个时期的斗争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为什么在中央苏区时期能做出这么巨大的历史贡献呢?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正研讨的“苏区精神”在起作用。它是这个时期异常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凝聚起来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就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就能做出上述巨大的历史贡献。

目前,各种媒体对这样那样的“精神”讲的很多,可谓形成了目不暇接的“精神”系列。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孔繁森精神、乃至周恩来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安精神、红岩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最近提出的航天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表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言,似还可加上别的内容,比如苏区精神。有如前述,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既然党的每段历史都有它的特质,那么反映这段历史的“精神”就会有它的特定内涵,或某些特点。就苏区精神言,它的特定内涵应当怎样认识呢?这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侧面,会有不同的概括,形成不同的表述。当然,各种表述是大同小异的,因而是可以并存不悖的,不必非要定于一尊不可。

我个人想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的某些表述作基础——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苏区精神某个内容的提炼,因而应视为其本身具有的,不是我们外加给它的——来概括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

这样,苏区精神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许多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要首先讲理想信念这一条,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邓小平说得好:“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邓小平讲的这一条,对于概括苏区精神的内涵来说特别合适,因为毛泽东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在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赣南、闽西间反复转战,直至1930年1月整整1年,还处在流动之中,没有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巩固根据地。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仅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就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如“二月来信”所表明的,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那时林彪的一些看法,代表了这部分人的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虽有批评,但属关爱,不是作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倾向进行严厉批驳的。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封信。正是出于关爱,毛泽东才以谈心的方式,一口气写了近8000字的长信。这封信既指出了林彪的不健康情绪,又展示了自己怎样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所作的深入思考。尽管当时的革命斗争异常困难,但毛泽东指出:“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2)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在毛泽东讲这个话之后仅仅1年另10个月,作为统一领导具有“燎原”之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这以后,中央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中央红军的广大将士,中央苏区的革命人民,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会一定实现,因而无论反“围剿”战争多么残酷,革命需要苏区人民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中央苏区的主体能够坚持存在近6年时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在这块土地上还能坚持3年游击战争,都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因而,这一条不仅是中央苏区历史逻辑的自然要求,而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苏区精神的首要内涵。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对“本本”的迷信、对上级领导机关的迷信,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这种倾向对军队工作的影响相当严重,致使一个时期党内军内的团结遭到破坏,正确的制度不能坚持,不正确的思想蔓延开来。为了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比在井冈山时期更加注重实际调查。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10来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中央苏区在主要由他领导的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比较正确,得益于他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的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时,更是强调深入了解实际,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因而不断在赣南、闽西间进行大穿插、大迂回;在他领导的前三次反“围剿”和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都不断反对保守的思想路线,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敢于在敌军驻地的缝隙间强行突围,多次化险为夷,从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完全可以说,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开拓性理念的结果。因此,这应当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

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

工作”的执著追求。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建立了政权,进行了根据地建设,但由于时间短、战争频繁、根据地不巩固,因而还很难谈得上局部执政问题。在中央苏区则大不一样,不仅时间长,核心区域的政权比较稳固,且成立了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临时政府。如果要讲执政,这个时期才说得上共产党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尽管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但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空前地建立了民主制度、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破天荒地享受了基本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做好民主建政,锻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能力。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要求:对群众的从土地搭配、劳动互助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妇女生孩子到学生读书问题,从修桥补路到防病治病问题等,都应当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这里,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并且这是党的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表述之一。苏区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个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完成好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号召广大干部都像兴国县、长冈乡等地的干部那样成为模范工作者。于是在苏区各地形成了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广大党员干部处处作出表率,自觉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许多工作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时间尽管有限,但已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这也是中央苏区能够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

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除少量技术人员外),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正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领导干部同普通干部一样,都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支援战争和革命事业”。省吃减用、勤俭节约,成为整个苏区的普遍风尚。各级干部都要帮助红军家属和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铲草犁田、车水抗旱、施肥割禾等,与人民群众完全是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也非常简陋。即使是中央临时政府的9部1局,大多挤在叶坪村谢氏宗祠用木板隔成的15个小房间里;每个房间有一张桌子,放着一部手摇电话机,还有几条凳子,部长和两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办公。干部以做人民的公朴为无上光荣,没有一点特殊。为了使干部廉政清明、克已奉公,苏区职能部门还制定了许多法纪,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贪污腐化行为一旦发现必受严厉惩治。在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两年间,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查处了4起贪污案,处决了8名腐败分子。广大干部的清正廉洁作风,至今还成为美谈。毛泽东说:艰苦奋斗体现了“我们的政治本色”。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各部发表的审计报告说:“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正是由于有这种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作概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都是苏区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

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地的开辟,极不容易。在中央苏区存在的近6年和随后进行的3年游击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这里的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广大军民为开辟苏区、扩大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在1930年10月第9次攻打吉安时,10万工农群众与红军一道奋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其中冲上铁丝网,与敌人展开肉搏,牺牲近万人。1932年3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时伤亡达3000多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损失12000余人。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有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动人情景。在红军出发的8·6万多人中,仅赣南籍子弟就达五六万人,占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苏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仅赣南地区,就提供了稻谷84万担、棉花8.6万余斤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红军过于都河时,群众拿出门板、棺材板架浮桥。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在捐躯牺牲的20余万人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余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国民党反动派在重新占领苏区后,实行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仅瑞金全县被残杀的就达1.8万余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中央苏区的人民,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这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震撼人们心灵的显著特点。

苏区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这里着重强调了上述几点,但绝不止

于此。如果要对上述内涵加以凝炼的话,可否作这样的概括: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

三、研究苏区精神的几个问题

我来参加研讨会时,有同志问:“苏区精神”这个提法站得住吗?人们有疑问,不奇怪。因为过去很少宣传,党的主要领导人没讲过,且中央苏区这段历史极其复杂。有种种想法,可以理解。这里,就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苏区精神”能否站得住。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苏区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量。无论你承认它与否,它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风暴那段历史能够发生、得以存在,并彪炳史册的精神元素的升华。前已指出,中央苏区这段历史不算短,且非常重要,无论在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不可逾越的,也是避不开的,因此不可能没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强大的“精神”存在。至于怎么称呼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领导人讲没讲过和怎么讲的,也要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为标准来检验。因此,“苏区精神”能否站得住,最根本的是看它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对历史是否发生重大影响。前面作那么长篇的论述,就是以期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苏区精神”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何况党的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对此还有过一些说法。比如:

——1951年8月,毛泽东曾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里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无疑应当包括中央苏区。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慰问团就是在慰问江西原中央苏区的人民时赠送这个题词的。这个“革命传统”,已具有精神形态,可视为“苏区精神”的初始表述。

——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他还题词写道:“发扬江西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可看作对“苏区精神”内涵和意义的初步概括。

——2003年8月,胡锦涛在视察赣南老区时也指出: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里,“苏区精神”的思想已在呼唤之中了。

——2003年12月,即胡锦涛在视察赣南后3个多月,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时明确地提出了“苏区精神”。据2003年12月19日的《赣南日报》报道:“李长春说:这次到赣州来,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谛,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艰辛,我们应该很好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新局面。”他还说,赣州有那么多的革命旧址、纪念地,要充分挖掘革命历史资源,把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好、建设好、利用好,使之成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他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要紧密结合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赋予苏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把它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和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然,提出“苏区精神”,不是因为领导人讲了,我们才跟着讲。以党史学界言,就我所知,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知名专家余伯流、凌步机,在2001年出版的《中央苏区史》这部获得“中国图书奖”的专著中,已使用了“苏区精神”这个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作了阐述。这次专门研讨“苏区精神”,应当说是水到渠成,既有历史的深厚积淀根据,又有现实的资政育人需要。

(二)关于中央苏区的名称。有同志对“苏区精神”的提法产生怀疑,据说还与对中央苏区这个名称的变化有关系。我以为,这个顾虑应当消除。对此,我作过粗略考证。

第一,“中央苏区”是历史形成的概念,不应该抹掉这个历史称谓。“苏区”的“苏”虽源于俄语的“苏维埃”(“苏区”即“苏维埃区域”),但我们党使用这个概念反映了那段历史内容。从中央文件看,党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后,就在考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出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其间,广东海陆丰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紧接着,广州起义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最早尝试。这以后,许多革命根据地都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2)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根据三全扩大会的决定,将各“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并拟将湘鄂赣与赣西南联接为一个大的区域,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这是最早设想的“中央苏区”。但后来苏区的实际发展,是赣西南与闽粤赣连为一体,成为“中央苏区”。(3)这个名称在规范文本中一直使用到建国初期。

第二,1953年4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时始将“中央苏区”改名。1950年8月,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将《历史决议》“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政治局圈阅同意,最后编入毛选第三卷。在对《历史决议》一些用语的修改方面,就有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暴动”改为“起义”等。从此“中央苏区”就改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对这几个用语的改动,我没有见到中央正式下文加以说明,是否有很深刻的政治背景不大清楚。不过,我想:这几个用语的改动,对没有经历这段历史的“新区”来说,容易理解,便于接受。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点考虑吧。也应指出,“苏区”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特指;“根据地”是泛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也称“根据地”,如果不冠以地名或时期就会混淆。有的能代替,有的可能不好代替。还有变成了特殊专有名称的,如“苏区中央局”就不好以“革命根据地中央局”相称,这里的“苏区”二字就不能代掉。再则,当时也没有下文禁用“中央苏区”名称,在一些出版物中仍在使用。

第三,原“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喜欢这个概念,应当尊重,不要人为地强行改去。这几年,我在赣南走原中央苏区的一些地方时,发现这里的干部和群众都习惯使用“中央苏区”的称呼,而不大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概念,尽管“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规范用语。这说明“中央苏区”这个称谓,既代表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也凝聚了一段血与火的情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情缘是割不断、抹不去的。既然如此,“中央苏区”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个称谓就可以并用,用哪个方便、合适,就用哪个。或者将两者视如人名的学名和小名(“中央革命根据地”就算学名了),人们不爱呼学名,而爱喊小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因此,“中央苏区”这个名称不应当存在什么问题,更不会成为影响提出“苏区精神”的障碍。

(三)关于苏区精神与党的“左”倾错误如何区别。中央苏区时期,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既是战争最为艰苦、也是党内斗争最为复杂曲折的时期。勿庸讳言,这是党的指导思想接二连三犯“左”倾错误,而且后果极为严重的时期。这也是影响提出“苏区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两码事,完全能够将两者加以区别开来。

——苏区精神是积极的思想理念、精神风貌、道德情操等,党的“左”倾错误则完全是消极的负面的精神形态内容。上面论述的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都不属于“左”倾错误的范畴。讲苏区精神不是要掩盖或淡化那个时期的“左”倾错误;同样道理,也不能因为那时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就否认苏区精神的存在,或不提“苏区精神”这个概念。

——苏区精神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的广大军民创造和培育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创建苏区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中。“左”倾错误在许多方面对苏区精神是种抑制,不少苏区精神是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得到发扬的。

——对“左”倾错误领导和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也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左”倾的思想和政策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但作为犯了“左”的错误的个人来说,则不是时时、事事、处处都是“左”,也会有不“左”的时候。在不是“左”的思想指导下,也会有好的和比较好的表现,因而在某个时候和某些事情上展现出苏区精神来,甚至会闪现出耀眼的亮点。

——在有的时候,苏区精神的表现与贯彻执行“左”的主张可能会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作剥离、解析的工作。不能因为贯彻执行的是“左”的主张,就抹杀或否认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的苏区精神。这在一些战斗中最为明显。比如,前面说的打赣州,还有第五次反“围剿”等。从军事决策或指挥来说是错误的,不该打或不能那样打。但广大指战员和参战支前的群众并不知道上面的决策,该不该打和怎样打,那是上面的事。他们的职责和任务就是执行命令,服从分配,听从指挥。仗没打好,甚至遭到很大挫折,或失败了,那也是上面的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即使是领导人,尽管他们的决策是错误的,但如果他们有卓越表现,那也应当予以肯定。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一定要作细致的剖析。

——“左”倾错误是政治和政策层面及与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苏区精神则除了与政治、政策等相关的内容外,还有属于伦理道德、思想品行这方面的内容,且占很大比重。因此,会有这种矛盾现象,即有的人在政治上可能很“左”,但他的道德操守则是高尚的,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表现出英雄气概。这更应当加以区别。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决不能因为中央苏区时期有“左”的错误,就否认这段历史,就否认苏区精神。再则,对“左”倾错误也不能单纯从消极方面去看待,应当用辩证思维去反思,即要有历史的观点、转化的观点作分析,将错误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关于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和其他精神的关系。据说,江西学界对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继续平易争鸣,和谐探讨。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元素来看待的。前已指出,这个“精神”、那个“精神”,都是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会打上鲜明的时间和空间印记。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既然是10年土地革命历史的两个发展阶段,那么,作为反映这两个阶段历史发展的精神形态就会有两种“精神”。

当然,这两种“精神”既会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也会有许多相通的共同之处。就共同点来说,这两种“精神”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区域的人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深刻凝聚了广大军民在战斗、生产、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想、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就不同点来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精神的源头,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奠基性和初始性。它的主要内涵是紧紧围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崭新理念而展开的。按照江泽民的说法,包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我以为,其显著的个性化特征是“敢闯新路”。当然,由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不长,许多革命精神还处于初始形态,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苏区精神则是井冈山精神的自然延续。它的基本内涵有如前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始“执政为民”。因为这个时期有了国家形态的政权,共产党在局部范围锻炼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巨大深化、拓宽、丰富和发展。

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这样分开,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元素,是否会影响对井冈山精神的认识呢?不会的。一个“精神”的伟大意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其内涵本身。井冈山精神开辟的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井冈山道路,这是任何其他“精神”不可能取代的,仅此就会永垂党的青史。这样分开之后,不仅井冈山精神的价值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苏区精神会凸显它在党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至于说将两者分开后,江西一省出现两个“精神”,是否会导致宣传“混乱”,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两个“精神”,都不只是江西一省的,尽管以它为主体,但还包括湘、闽等省。再则,这种好的“精神”多了又有什么不好?它恰恰说明这块红土地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苏区精神与其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关系。长征精神,根据我走了长征路的实际体验,它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忠诚革命、必胜信念,不畏险阻、艰苦奋斗,求实求是、机动灵活,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互助友爱、患难与共,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对延安精神江泽民有一个概括、对抗战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目前还没有对其内涵形成共识的规范表述。我没有深入研究这几个“精神”,无法概括。但其基本含义,跟大家一样还是明白的。在我看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系列。苏区精神同这些“精神”的关系,如果说对井冈山精神是“承上”关系,那么它对长征精神等则是“启下”关系。若就土地革命战争10年来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精神”系列。当然,延安精神在这时还只是处在肇始阶段,但是这个“精神”系列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河极其波澜壮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的革命精神也异常丰富多姿。这些精神不仅是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而且有巨大的时代价值。许多“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像苏区精神这样过去没有认真宣传过的,更应当大力宣传。它是中国革命精神之链中的不可或缺的精神之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弘扬苏区精神等革命精神,对于团结人民激励奋发向上的斗志,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努力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此文系作者于2005年10月19日在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中共赣州市委、中共兴国县委联合在兴国县召开的“纪念毛泽东作《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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