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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与红色根据地》
2017-06-14 21:20:52     (点击: )

在长期研究中,我发现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二十一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在朱毛红军的其他将领及普通士兵中,客家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如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系梅县客家人;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的刘亚楼系武平县客家人;

时任少共国际师政委、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的肖华和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均系兴国县客家人;

时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参谋长的赖传珠系赣县客家人;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系寻乌县客家人;

时任红一方面军团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的杨成武系长汀县客家人;

时任红一方面军团红十二军政委的邓子恢系永定县客家人;

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的袁文才系宁冈县客家人;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系江西省吉安庐陵府播迁至四川省广安县的客家人;而朱毛红军中的普通士兵,也多数来自于赣南、闽西、粤北的客家子弟。据统计,仅赣南参加朱毛红军的人数便达33万,其中作为赣南纯客家县的兴国县,参加朱毛红军的就有3.5万人。

朱毛红军两位领袖人物及其将领们和众多普通士兵的客家背景若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它本身又昭示什么?但有一点无疑使我们感染至深。两位伟人和他们的将领们及众多普通士兵都秉承了其客家祖先知书达理、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宽厚仁爱、善良正直、敢于斗争、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尊祖爱国、忠于人民的性格和美德,在中华大地上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创下了万古流芳的伟业。尤其是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井冈山,将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这块客家人聚居的湘赣交界的红土地上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并组成了红四军。尔后,又将革命根据地扩展到客家的大本营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汀州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由此掀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朱德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俩人的姓氏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朱毛红军也因之名闻中外,载入史册!

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山口县造也在其所撰写的《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系)”、“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这些说法,虽不够全面,甚至有偏颇之处,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情况。从朱毛红军的客家背景也充分引证了这一结论。

客家人具有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善于纳新,特别有革新与创造精神。客家人迁徙流动带有开放性的生产、生活的历史实践,逐步形成了心胸开阔,穷通达变,开拓进取,不满现状,冒险犯难,善于学习,善于纳新,敢于拼搏,自强不息,聪慧豁达,百折不挠的品格。

他们在一个地方客居,就善于向当地的土著人学习,很快适应,营造生存的新环境;善于把外地学习的新事物和当地条件相结合,创造出一个新东西。比如,客家人在北方有包饺子的食俗,到了南方没有面粉,就用豆腐中间塞肉馅,创造出客家的传统菜酿豆腐。客家人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愈挫愈奋的创业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客家人在中国近、现代每个阶段的革命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强大的动力。在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客家代表人物――朱毛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更以其非凡的胆略和睿智以及开拓进取,顽强探索,实是求是,善于学习,寓于首创的精神,在半个多世纪中,巧妙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党和我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处于历史大变动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繁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然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控制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党只能把革命活动的重点首先转到农村去。可是,党不可能在领导革命的初期就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做出准确的选择。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反复摸索和检验,才能认识清楚。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深刻教训,使毛泽东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毛泽东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剧,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尤其是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场农民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进一步确立把党的工作长期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力量,待到条件成熟时再去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在极端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毛泽东善于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适时地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做出新理论概括。从1928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思路。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乃至新中国的诞生,在那漫长而又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善于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以及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后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客家人的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勇于革新与创造精神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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